啟動增長引擎，政府能如何做為？

孫樹強

人類社會出現持續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是工業革命之后的現象，工業革命之前的大部分時間，受馬爾薩斯陷阱制約，人類生活水平都在生存線附近徘徊，沒有大的改善。工業革命改變了人類的發展軌跡，驅動力就是工業革命期間及之后涌現出的各種創新。

經濟學中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勞動力和物質資本積累面臨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制約，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是由創新所引發的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或者提高了現有要素供給條件下的生產效率，改善了產品質量；或者將現有的生產要素應用于新的用途，創造出新的產品，從而擴大了生產邊界，提高了產品種類，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喬納森·格魯伯和庫爾茨創業教授西蒙·約翰遜合著的新書《美國創新簡史》對美國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創新脈絡進行了梳理，簡要回顧了二戰期間及之后一段時間政府資助研發在美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指出了私營企業進行創新的局限性，鑒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尤其是2000年以來經濟增速放緩及近年來美國政府對創新支持力度的下降，作者建議美國政府加大對創新的支持，從而重啟美國經濟增長引擎。

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這本書具有強烈的問題和危機意識，書的自序題目為“寫給每一位關系國家前途的人”。該書的兩位作者并非技術專家，而是從事于經濟學和管理學教學，這本書從經濟增長角度大概闡述了1940年以來美國的創新歷程，而非研究具體技術的細枝末節。作者明確指出，這本書建議的核心是政府增加研發支出從而為美國經濟增長添加動力，并在國際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政府在研發中的投入逐漸下降，并且似乎產生了明顯的經濟后果。從二戰到70年代初，美國GDP年均增長4%；70年代初至目前則下滑為3%，2000年以來進一步下滑至2%。

反觀國際上其他一些國家，政府在研發投入上顯著高于美國，如奧地利、芬蘭、韓國、瑞士等。作者大量列舉了我國政府在研發上的投入，并取得了積極效果。作者認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科研努力，正在危及美國在技術創造方面的領先優勢。既出于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目的，也著眼于激烈國際競爭的現實，作者認為美國政府應該改變目前的做法，在研發上有所作為。

二戰之前美國并不是創新的翹楚

從經濟總量看，在19世紀末美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但從創新來看，直到二戰之前，美國并未遙遙領先，在某些領域、尤其是軍事領域依然落后于英國、德國、日本。例如，在戰斗機領域，美國落后于德國和日本；在高射炮、魚雷等領域，美國急于從英國獲得相關技術細節；在雷達領域，至1940年，美國已經遠遠落后于英國。

從教育來看，二戰之前美國大學注重的是教學而非科研。1914年，哈佛大學的西奧多·理查茲成為美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人，此前已經有14位歐洲人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直到1932年，美國人才第二次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在此期間歐洲人又獲得了15個諾貝爾化學獎。在20世紀初，最好的技術教育在德國、法國或英國。

美國實現技術轉型要從麻省理工學院前副校長、工程系前主任范內瓦·布什說起。1940年6月12日，布什造訪白宮并向總統羅斯福提議創建國防研究委員會，專注于武器研發。幸運的是，羅斯福在15分鐘內就批準了建議，可以說，正是羅斯福不甚深思熟慮的快速批準，改變了美國的技術發展方向。

政府資助的科研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溢出效應

在經濟學研究上，認為二戰之后美國經濟增長既是由被壓抑的需求得到釋放，也是由二戰期間的多項技術創新在戰后對供給產生積極作用所致。布什領導的國防研究委員會在巔峰時大約有3萬人，有6000名科學家，美國三分之二的物理學家可能都參與了這個項目。國防研究委員會資助研發的雷達等技術對二戰盟國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對戰后經濟增長產生了強大的溢出效應。1945年，布什向白宮提交了題為《科學：無盡的前沿》的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持續提供大量經費資助科研。我們在這里簡單列舉幾個戰時研發在戰后產生經濟效益的例子。

1953年，波音公司在軍用研發基礎上，推出了波音加油機和四引擎客機，隨后，其他新產品定期出現，到上世紀80年代初，波音成為美國的主要出口商。

雷神公司在戰時制造的磁控管促使了戰后微波爐的出現。戰后，雷神公司需要將磁控管轉向新的市場，鑒于無線電波具有加熱能力，雷神公司最終制造出了微波爐，其原名為雷達爐。

在所有戰時項目中，雷達無疑具有最長的產品衍生列表。商業航空、天氣預報、微波電話、早期的電視網絡等等，都受益于雷達技術。

作者認為，戰后美國商業的成功得益于從最簡單的非商業動機的研究中產生的發明，愛國主義和對聰明敵人的恐懼促使美國拼命地嘗試科學知識的新應用。獲得諾貝爾獎美國人的數量為美國研發力量的上升提供了佐證：1930年以前，90個諾貝爾獎頒發給物理、化學和醫學領域，美國只獲得了5個；1940年代，美國摘走了30個諾貝爾獎中的14個。

私營企業創新的局限

在美國經濟中，私營企業發揮絕對的主導作用，但在創新問題上，作者認為私營企業存在幾方面缺陷。

一是溢出效應、搭便車問題導致私營企業不愿進行研發。作者列舉了1970年施樂創建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的故事。該中心的科學家開發了一套微機操作系統，只需鼠標就可以在屏幕上導航，之前則需輸入特定命令才能執行程序。史蒂夫·喬布斯認識到了這套操作系統的革命性，以每股10.5美元的價格向施樂提供了10萬股蘋果股票，換取學習這項技術的機會，之后，微軟又從蘋果學習了這項技術。蘋果和微軟從這項技術中獲得了相當可觀的收入，而施樂則最后以每股28美元賣出了蘋果股票，總共獲利不到300萬美元。據報道，比爾·蓋茨曾對喬布斯說：“我們都有一個叫施樂的富鄰，我闖進他家偷電視，卻發現你已經偷走了它?！比绻髽I無法獲得研發的全部好處，甚至給競爭對手帶來一定正面溢出效應，企業就沒有動力進行研發。

二是私營企業研究的專屬性質，導致重復投入或放棄實際上具有前途的努力。對于某企業來說，其他企業過去研發的寶貴經驗會提高其后續研發效率，但其他企業不會公開其研發的經驗教訓，因為公開不會使本企業獲益，卻會使競爭對手得利。上世紀70年代，日本三洋制藥公司和美國的默克制藥公司都在研發他汀類藥物，1980年8月，三洋根據毒理學報告暫停了研究進程，默克公司聽到了一個謠言，說三洋的藥物導致動物腫瘤，這導致默克公司也停止了藥物研發。之后，默克公司多次訪問三洋，但三洋拒絕提供任何關于研發的信息，即使通過買賣交易換取數據也被拒絕。

三是研發周期較長的產品，進入市場后壟斷期可能較短，導致企業不愿投入研發。輝瑞公司最近停止了研發治療阿爾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藥物是這一問題的最好例證，輝瑞給出的原因是專利期較短，而非缺乏資金。

還有一個問題是，私營企業的研發是利潤導向的，這就導致私營企業不愿進行基礎性科學研究。而恰恰是基礎性研究才能產生更廣泛的社會效益，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政府則應該在私營企業研究缺失情況下填補空位，一方面，政府資助基礎性研究會產生水漲船高的效果，使整個社會收益；另一方面，政府加大研發支出會吸引企業也提高研發支出，產生相得益彰的效果。早在上世紀40年代中期，范內瓦·布什就指出：“基礎研究是技術進步的起搏器……，如果基礎科學知識依靠他國，該國的工業進步就不可能快，在世界貿易競爭中的地位就不可能強?！?/p>

美國在創新上出現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之后的冷戰期間，美國通過加強科研來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并對經濟產生較大的溢出效應，建立了強大穩定的增長引擎。但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對科學成為脫韁野馬、造成環境污染、加劇軍事對峙、觸碰倫理底線等問題的擔憂，再加上短視的預算法，政府削減了對科研的投入。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遭遇滯脹，80年代的里根革命和反稅運動，進一步促使聯邦資金從科研項目中撤出。2008年的金融危機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壓力進一步擠壓了政府對科研的投入。

1964年，聯邦政府在研發方面的指出達到峰值，占GDP的2%，在接下來的50年里，這一比值下落至0.7%。在政府淡出研發的過程中，由于上面討論的原因，私營企業并沒有及時補位。這就意味著知識儲備的緩慢增長，長期則會產生低增長、低就業，并削弱美國的國際競爭地位。

兩位作者明確建議美國政府應該改變目前的做法，提高研發投入。那么，該投向哪些地區、哪些領域？作者在書中討論了區域經濟發展問題，建議將研發資金更均勻地分配給較為落后的地區，避免出現“馬太效應”。作者在最后還指出政府應該加大科研投入的領域，如合成生物學、氫能源、深海資源等。

對于創新問題，特朗普政府發動針對我國的貿易摩擦使我們感受尤為真切。對中興的處罰、對華為的芯片斷供、以及限制美國企業對我國很多高科技企業的產品供給，使我們認識到研發、創新的重要性，如果自己沒有掌握核心技術，就會被別人卡脖子，甚至危及企業生存、國家發展。

格魯伯和約翰遜在書中對美國所提的建議對我們也同樣適用。創新對于我國尤為重要，只有堅持不懈加大創新，我國才能順利轉變增長方式、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也才能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性、話語權。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供職于金融機構）

責任編輯：徐蕓茜 主編：程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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